来到波兰这些日子我感到这个民族真有意思：他们为自由而不怕流血，然而似乎很怕为创业而流汗。
说来这也是史有明证的了。波兰人不怕牺牲，前赴后继地为自由而战的历史确实可歌可泣，感人至深。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波兰就有22％的人口为自由而献身，牺牲之惨重为世界之最。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蒙受的牺牲不可谓不惨重，然而当时人口仅有中国1／18的波兰，牺牲者却几乎达到中国的1／3！在波兰我所接触过的人们，上至政府要员，下至退休老太太，除了那些战后从海外归籍波兰者外，一谈起来几乎家家都有亲人在那场战争中牺牲。在血海中崛起的波兰人，常常自豪地提到他们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。
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，你又会觉得这个民族的生活也有过于轻松的一面。
刚到波兰，我就听一些来东欧做生意的我国同胞议论，说东欧人“懒”，而在东欧各国中，波兰人又是比较“懒”的。对这些议论，初时我并不觉得奇怪：长期的大锅饭体制嘛，不“懒”怎的？况且人家地广人稀，谁像我们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谋生，不勤快不行呀。后来我才慢慢感到，波兰人的懒散成习，恐怕也是一种传统吧。
本世纪初的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也提到一件有趣的事：当时在波兰人与德国人杂居的奥得河流域农业区，有些农场主在农忙时为提高工效，把农业工人的计时工资提高了一倍。没想到这一“物质刺激”手段在德波农工中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。德国农工受高工资的鼓励而把周工时延长了近一倍，以追求四倍于原薪的高收入。而波兰农工却反而把工时缩短了近一半，为的是在保持原收入的条件下享受更多的闲暇！结果，许多大量雇用波兰农工的农场主以高工资反而换来了农时的延误，令这些精明的日耳曼农场主大惑不解。
就在我来到波兰后不久，从电视上看到波兰议会上的一场有趣的辩论：在讨论剧变后的波兰向何处去时，一位议员提出波兰向日本人学习，走日本“起飞”之路，在“苏联模式”的废墟上像战后日本人那样拼命工作，努力储蓄，以复兴自己的国家。但这一发言立即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，他们纷纷表示波兰不能学日本，而应该学法国，因为日本的道路不“人道”。后来我与几位波兰朋友谈到这件事，他们都赞成大多数议员的看法。他们说，我们吃不了日本那个苦，而法国人过的那才叫人的生活。
波兰人中那种怕“流汗”、“图安逸”，不求赚大钱，只求得清闲，不图发大财，只图得悠哉的现象，可以说随处可见。转轨时期波兰失业率之高冠于东欧，而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愿就业于繁重工作、宁愿呆在家里领失业救济金的不良现象造成的。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：一方面政府和社会为高失业率而烦恼，另一方面大量不“潇洒”的工作岗位无人问津。报纸上充斥着这类岗位的招工广告，前苏联各国和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等国的外籍劳工也因此大量涌进波兰，造成一系列问题。“怕流汗”的另一表现是，只求提高工资而不想提高劳动效率。变革后波兰增加了一些新的节假日，相应地取消了另一些带有旧的政治色彩的节日。然而这些日子仍算作假日，因为人们对于在这些日子休息已经“习惯了”。再加上变革后许多行业的休养假也延长了，使得目前波兰在业职工年工作日比变革前明显下降。这对于“青黄不接”、百废待兴的波兰经济是很不利的。
波兰人的休假日不但特别多，而且到时休息是“雷打不动”的。节假日里不仅“第一职业”的工作全停，“第二职业”也照样“放假”，极少有人牺牲他们所看重的悠闲而在节假日去“捞外快”。像我国流行的那种“星期日工程师”在波兰是看不到的。
波兰人是个“不怕流血怕流汗”的民族。褒之者可以说他们不仅勇于牺牲，而且活得潇洒；贬之者可以说他们长于争取政治民主，却绌于投入市场经济。这种状况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。天主教传统的保守性、缺乏以创业、积累来荣耀上帝的所谓“新教伦理”、大锅饭体制带来的惰性，都是原因之一，不过，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永久不变的“劣根性”。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波兰人是会“勤奋”起来的。
（摘自《科技智囊》1999年第1期，苏文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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